我的雕塑不迎合西方人

第一批到巴黎学习肖像和人物雕塑的中国学生是在19101911年。除了这些最初的法国的影响外,1950年代和60年代,俄国的形式主义雕塑风格来到了中国。据我所知,吴为山是第一位中国雕塑家回归到中国的传统,以求建立一种本土风格的肖像和人物雕塑方法,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同时兼备了家庭背景和天赋才能的优势,这实在让人羡慕不已。

                      ——英国皇家肖像雕塑家协会主席安东尼·司顿斯

 

 

吴为山:我的雕塑不迎合西方人

                                                                                                       采访人:薛龙春

 

一头披肩长发,不柔顺,很有雕塑感。自从认识吴为山,他一直就是这个发型。相信他的发型不是为了扮酷,而是坚信自我文化选择的一种表征。吴为山很年轻,却早已蜚声海内外。费孝通、杨振宁、季羡林、熊秉明等著名学者一直为他鼓与呼,他们被这位小老弟的艺术才华深深折服。

 

在吴为山的工作室中,一直挂着费孝通先生题写的“游于艺”,这是孔子的话。吴为山践履着这样的古训。他从不刻意摆出艺术家的派头。直率、诚实,讲起话来眉飞色舞,饶有乡音,绝不玄乎神乎,让人觉得莫测高深。

 

与吴为山聊天是愉快的,不过你得跟上他的思路。他讲话时常是跳跃式的,你不大会插得进话。他的言谈恣肆汪洋,汩汩而来,你几乎找不到缝隙来表明你的态度。古今才子大抵都是气很盛的,否则何来激情?

 

如果你是个有心人,你会发现他的闪光点常常隐现于那些看似寻常的小细节里。艺术家的眼光总是与众不同的。

 

薛:吴教授,听说您刚从英国回到南京,此次英国皇家肖像雕塑家协会共颁出5项大奖,您的《睡童》是获奖作品之一。

 

吴:我这次获得的是攀格林奖(pangolin prize),是5项大奖之一。这是亚洲艺术家第一次获得这一国际大奖,可以与亚洲人在世界上获得芭蕾舞奖相提并论。

 

薛:其他的获奖作者都是哪里的?

吴:这次的获奖作品是从英国皇家肖像雕塑家协会成立五十年举办的展览中产生的。参展的47件作品是从全世界选送的300多件作品中遴选出来的,其中还包括一些已故杰出雕塑家的作品荣誉参展。匈牙利、意大利、美国、英国的艺术家获得了其他4个奖项。1965年,意大利雕塑大师芒诸(Giacomo Mamzù)曾获此奖。值得一提的是八十岁高龄的瓦格(Imre Varga),他是匈牙利最著名的雕塑家,他在匈牙利的地位与齐白石在中国相。他是个反战人士,作品多与这个主题相关。比如他雕塑了一名战士,战士的身上挂着若干枚勋章,但他的脑袋没有了,胳膊与腿都是断的;又如他做了一片柳树林,金色与银色的金属片制成的树叶上都有战死者的姓名,一阵风吹来,传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好象那些不安的魂灵在诉说着什么。此次他获得银质奖(终身成就奖)的作品就是刻画了一名二战时期流亡的匈牙利诗人,他在流亡途中饿死了。

 

薛:听说您还同时参加了两个国际性的协会,它们都是第一次吸收中国会员?

 

吴:是的。英国皇家雕塑家协会和英国皇家肖像雕塑家协会。英国的雕塑很多,它的雕塑文化类似中国的书法文化那样普及。英国皇家肖像雕塑家协会已成立50年,共有会员30人,他们遍及世界各地。波兰雕塑大师凯利(Alfred Karny)、美国雕塑大师约瑟芬(Joseph Kiselewski)及出身于纽约的英籍雕塑大师爱普斯坦(Jacob Epstein)均是该协会会员。该协会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肖像雕塑家协会。英国皇家雕塑家协会则成立于1911年,当时中国第一批雕塑家到欧洲留学,92年后的今天,这里吸收了一名中国的雕塑家入会,是对中国雕塑艺术的认同与肯定。中国驻英国大使查培新在中国文化参赞阎世训的陪同下会见了英国皇家肖像雕塑家协会主席安东尼(Anthony Stones)和我以及中英方有关人士,对文化交流的问题、对中国文化的世界性、现代性问题长谈达二小时。他说:“吴教授得到国际上的承认,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他是真正的文化大使。艺术家之间的交流是文化交流中最本质的、也是最深刻的。”同时,他也认为一个大艺术家的成长,需要的是天赋、勤奋与机遇,需要有人赏识。

 

薛:今年是英国皇家肖像雕塑家协会成立50周年,其颁出的奖项尤受到国际艺术界关注。他们出版的50周年作品专集中,不仅收入了您的获奖作品《睡童》,还收入了另一件成名作《齐白石》。英国人知道齐白石吗?

 

吴:西方的雕塑家评价我的作品有着高度的写意性,充满着东方人的智慧。维多利亚国家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博物馆等都收藏有齐白石的作品,英国人对齐非常熟悉。他们认为我雕塑的《齐白石》与齐白石的绘画风格同构。简洁、含蓄,概括力强。中国清代的画家石涛提出了“一画论”和“搜尽奇峰打草稿”,他的艺术观点具有革命性,是中国艺术重生活感受、由繁到简转变的象征。齐白石深受石涛艺术观念的熏陶。英国人认为,我在艺术上与他们是一脉相传的。安东尼在“英国皇家雕塑五十年专集”中写道:齐白石是写意风格最杰出的代表,与此相应的是“一画”的传统。这些原则赋予吴为山雕塑方法上的灵感,他之目标是不求过多的形似,而是抓住雕塑对象的神韵。就在最近,本人有了一次被吴为山塑像的有趣经历,由此,我充分体会到齐白石的想法怎样地融入了他的雕塑。

 

我的获奖作品《睡童》体现了这样一个意旨——真正的艺术是不需要解释的,通过视觉语言,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看懂。穿透民族、地域、时间、语言的种种限制,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艺术。有趣的是,我在白金汉宫的门口正好遇到一位靠在摇篮里的睡童,他与我作品中睡童的神态惊人地相似。我想这件作品之所以能令西方人折服,就是因为它激发了人类最美好的情感。

 

薛:无论在文学界,还是影视界,一直存在着向西方社会妥协的进入策略。许多中国艺术家为了在西方获得好感,不惜挖掘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陋习并极尽夸大之能事,更有甚者,干脆以对抗现有体制的姿态出现在西方人面前。

 

吴:在美术界也有类似的情况。过去,西方人对中国雕塑的认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学习前苏联的革命现实主义,比如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的雕塑就是如此;二是借鉴西方当代艺术的,特别是政治波谱。在中国领袖的胸部开抽屉,或是在领袖的面部画上象征文革的红旗,等等,是一种对政治的反叛。在伦敦,有中国男女艺术家在街头裸体小便,或是在别人举办展览时突然冲砸别人的作品,并声称自己的行为艺术完成于打碎艺术品的那一瞬间。英国人并不喜欢这样的东西,认为它扰乱了社会秩序,常常有英国人打电话要求中国大使馆出面制止此类行为。在科技、经济向西方“取经”的过程中,艺术是否要以西方的标杆为尺度?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的雕塑不迎合西方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表现,对东方哲学、美学有着整体的观照与思考。当然,这种写意不仅是东方式的,在形式上也吸收了西方自古希腊雕塑、文艺复兴到罗丹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艺术精华。包括贾格梅蒂、布朗西斯、马里尼·马里诺、亨利·摩尔等一批现代雕塑大师对我也有很大影响。这么多年来我从不赶风潮,我行我素。如果你按照某个西方范本创作作品,那样是得不到承认的。文化的奴隶是精神贫乏、人格缺少独立性的表现。

 

顺便说一下,那本纪念册中,还收入了我18岁时的两张速写。我今年41了,今天的作品仍有23年前的影子。这说明了我的自信与固执。 也说明了血管里流淌的文化血液没有被稀释。我走的路是中国写意精神与西方写实主义的结合。我觉得能获得这样高度的承认,首先要立足于自己民族文化,要有自信心,还要有固执的追求,这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

 

安东尼先生他到过中国,一个偶然的机会跟我进行了交流。交流之后,我们是互相之间塑像,我做他,他做我,这是我提出来的。因为我觉得文化交流,首先就像古代的武士,古代的那些好汉一样的,你见面的时候首先要交手,这一点很重要。不打不相识,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互相对塑,首先是他先做我,他完全全身心投入,他做的时候简直不像一个70岁的老人,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像一个猛虎下山一样,抓着泥,那个手也特别大,个子也特别大,他有一米九五这样大的身材。他的方法我一看就出手不凡。他让我侧面的,他对着我做轮廓线,先把我的轮廓线做出来,然后他再转一下以后,再做我这个正面,正面就是两面的轮廓线,这样一个轮廓线和这样一个轮廓线一对以后,一个立体的形态不就出来了吗。这是一种西方分析的手法、推理的手法,是一种逻辑的手法。而我不是这样,我的方法是混沌法、模糊法、体积法,一下子把这个感觉先抓住,抓住他的神,把这个体积先做出来,根本不是去看这个地方高多少,那个地方低多少,一下子,泥团一样的,迷迷糊糊的,用老百姓一句话叫眉毛胡子一把抓。一做好以后他一看,整个一个活脱脱的安东尼立在那个地方。两种不同的手法得到的效果是一致的,都抓住了对方的神。安东尼非常欣赏这一件作品,所以这一次交锋,使他对我也有一个了解,意思说中国艺术家也不是只是做那种偶像,做那种政治的面孔,也会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去表达人。这次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彻底改变了安东尼对中国近现代雕塑艺术的看法,而吴为山在回溯自己的艺术道路时也感触颇深,他说:早期的艺术探索,我也曾走过弯路,一味模仿西方的艺术,忽视了雕塑艺术的民族性,其结果是在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中失去了自己的方位,反而被西方人轻视。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去过西安,去过霍去病墓,前面的那些雕刻很令我吃惊,很令人振奋。但是后来在我的艺术里面,没有把它体现出来。那么我去了西方以后,我站在西方角度,我再回眸、再回想、再思考,我就认为那是我们民族可以站在世界上,世界最高的艺术顶峰的艺术,我们应该要学习。所以回来了以后,又去了霍去病墓这个雕刻前面去凝视那种永恒的微笑,来自希腊的,来自中国民间的,来自最本土的纯朴情感的那种微笑,真正在感动着我。正是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现代雕塑艺术技法,我的作品赢得了广泛的认可。1996年我应邀为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塑的像,这尊像已永久安放在荷兰国家博物馆。1999年荷兰女王访问中国时的情景,女王在行程中特意要求与我见面,当看到摆放在苏州园林的我的作品时,身为雕塑家的女王说:吴先生所塑的老人是从中国五千年文化中走出来的。中国的雕塑要走向世界,首先雕塑家本身要具有一个自信心,这个自信心就是本民族的自信心,还有一个宽阔的胸怀,这个作品它会具有世界性,它不是狭隘的,也不是随风潮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整个中国的强大,你的艺术也一定会受到更多人的尊重。

 

薛: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艺术当然也是相通的。尽管您一直走自己的路,但在西方能获得认可,说明您的作品在那里是有知音的。

 

吴:还不仅仅是得到当代西方艺术家、学者的认同。我在皇家雕塑家协会看到意大利芒诸(Giacomo Mamzù)、卢梭(Rosso)的作品,有种朦胧、模糊的美感,突然发现自己与他们有着惊人的相通。而在此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的作品,对他们也不熟悉。我的朦胧美学来自于中国汉代的写意精华。但艺术在精神层面一定是通息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古代或是现代。每年皇家雕塑展都要从大英博物馆、国家美术馆等处借一件上一世纪或上上世纪的大师作品展览。今年也不例外,从维多利亚博物馆借得法国十九世纪雕塑大师达鲁(JulesDalou)的《劳动者》,与我的《睡童》一起置于整个展厅的中央显著位置,射灯下,睡童正酣,引来若干观者的注目凝视。当他们知道作者是来自中国的我时,都前来祝贺,有的很好奇地问起创作过程,好象要了解清楚睡童的身世。

 

薛:在中国,近年来作为公共景观的城市雕塑受到了政府、大众与媒体的多重关注,但肖像雕塑似乎还很少有人问津。雕塑家有时甚至被等同于包工头,每天出门谈生意,周旋于政府部门与施工队之间。

 

吴: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在伦敦的展厅里除了我和我的随同、中国文化参赞等很少的几个中国人外,全部都是西方人,各个层次的人物都有,有伯爵、著名演员、也有许多富豪也来参观。他们都非常懂雕塑,也富于收藏。一位百万富翁,莎士比亚曾在他祖先的庄园中打死一只鹿,当年,庄园主状告后,莎士比亚被罚挨鞭子。这时的莎士比亚只有17岁。后来莎士比亚成名了,农场以及他的主人也跟着出名了。这是见诸记载的。但谁都不知道年轻的莎士比亚是啥模样。现在这位百万富翁出面请英国著名的雕塑家安东尼来雕塑17岁的莎士比亚、猎狗以及那只被打死的鹿,开价是65千镑。为了感谢雕塑家接受了这一订单,这位富豪打开了自己的密室,请安东尼欣赏他收藏的一件二尺见方从未公诸于世的凡高替朋友画的肖像。这件作品他花了300万英镑。安东尼则如痴如醉,花一小时的时间一寸一寸地欣赏。这个例子是说英国很多有钱人都很有艺术素养,他们也有很好的眼光。

 

在西方社会,雕塑家的地位是很高的。当年爱普斯坦为邱吉尔做雕像。邱吉尔不耐烦做模特了,他对爱普斯坦说,这么着吧,你做雕像,我给你画像,这样大家都有事做,也不浪费时间。谁知爱普斯坦立即停下工作,说:那样我们大家都浪费时间。尽管邱吉尔贵为首相,同时也是一名优秀的画家,但爱普斯坦拒绝再继续创作。这件没有完成的作品现被一位美国富商收藏,他还专程来英国参观了此次皇家肖像雕塑协会五十年展览。

 

再举一个例子,牛津是座大学城,街上走的除了学者就是学生。曾经有一棵古老的树,突然间倒下来,砸死了一位正在行走的画家,于是有人将画板、画笔、油画颜料供在那棵树桩边,以纪念那位不幸罹难的画家。英国有这个传统,他们需要艺术,艺术家非常受尊重。

 

薛:好象从90年代后期开始,您频繁地参与一些国际交流,这与那些埋头画室的艺术家大不一样。有人甚至善意地说:吴为山应该多呆在画室里。

 

吴:是的。能取得一些进步首先要感谢中国文化,这是我的立艺之根。我还要感谢改革开放,使得我在90年代中期就经常能够去欧、美等国家进行艺术交流,一方面我将意大利艺术家、诺贝多、荷兰艺术家贝尔特、法籍艺术家熊秉明等大师以及他们的作品介绍到中国,另一方面又将自己的作品放到西方去展示。现在的社会不能光做土著艺术家,以为看到一点世界风潮就了解了世界艺术,就可以创出自己的风格。我选择了一条立足本土、胸怀世界的道路。当初我也有机会留在美国工作,有朋友都在帮我办绿卡了,但被我谢绝。因为,一个东方艺术家进入西方主流社会谈何容易,很多时候你要屈从于西方社会对你的定位。我的后面有一个背景,那就是中国文化的土壤、源泉,脱离了这个背景就漂浮、单薄了。成了无本之木。在此基础上,尽可能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会使心胸、前程越来越宽、越广。

 

过去我的作品在美国、荷兰韩国、日本等地展览,都获得了肯定,国外博物馆也收藏了许多。香港回归之前,我的作品在港、澳地区巡展,也在台湾展出,后来在澳门这个中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还建立了我的雕塑工作室。

 

薛:此次的英伦之行,感慨一定很多。

 

吴:在英国,一提到中国人,就说,啊,中国餐馆!快餐成了中国的代名词。我这次获奖,中国大使查培新非常激动,他说,中国艺术家能得到承认,说明中国人的形象在改变,被人看不起的历史应该结束了。八十多岁的匈牙利雕塑大师瓦格(Imre Varga)搭着我的肩说:“我很高兴,世界的雕塑艺术家都在一个家庭里,这个家庭中,最年轻的一位就是中国的吴。”他对着我的耳朵说:“我们都是China。”瓦格认为匈牙利人的祖先是中国的蒙古人。匈牙利大使也热忱向我表示祝贺。

 

薛:英国的人文环境如何,或者说,那里的艺术氛围是否让您觉得大开眼界?

 

吴:英国实在太富有了。美国的博物馆里虽也有很多著名的艺术品,但一出门就是车水马龙,典型的现代的商业文化。而英国除了博物馆是富饶的,大街上也到处都是些上了年代的雕塑,作者也都是名流,有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和艺术的氛围。所以我说他们是真富有。英国的博物馆极多,一个接着一个,都是免费开放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的每一个学院都都有藏品陈列。我在安东尼的陪同下参观考察了牛津附近的近三十多个教堂。印象较深的是查尔斯的教堂。这座牛津乡间的小教堂,建于一片绿色的田野上,已有一千五百年历史了,教堂围墙外时有贵族女子骑马踏青。教堂内有新发现的石雕,出自一千多年前的匠人之手。那神像的雕刻朴实、凝炼,凿痕清楚,尤如新作。据说当年凿毕后为避“革命”分子破坏,而藏匿于墙里,近期因修缮教堂而得以问世。

 

这次令人感到振奋的是,在牛津大学博物馆,我被请到特别收藏室零距离欣赏拉斐尔素描原作。从那优雅、严谨而又充满人间温情的铅笔原作里,感受到什么是精微,什么是人文精神。这位只活到36岁的天才画家,尽管与我们在时、空上相距甚远,但作品的确予人以呼吸的生命感。我这些年去过世界近五十多个大博物馆,也看过无数原作,但有如此动情尚为第一次。欧洲人也羡慕我的“机缘”。这种看大师作品如同在自家书房看书的状态可谓千年等一回。在英国国家美术馆我看到达芬奇的“圣母与圣子”素描,为保护作品,画被置于昏暗的光线里,观者一个接一个。此件是英国皇家美术院由于资金困难而卖给国家美术馆的。因此,原美术院的二件“镇院”之宝只剩下米开朗基罗一件未完成的汉白玉雕刻。我去了美术院,静静地坐在米氏作品前一个下午,安东尼和我对着这件石雕画起了素描……

 

这与我在中国古代石窟寺摹写那些佛像与供养人是同样的心境。

 

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美术史,决不能就美术谈美术。只有到那里走一走,看看教堂、乡间建筑、墙壁,深入到生活的底层,才能真正理解之所以为艺术的艺术。

 

薛:1992年雕塑第一件作品到现在,您已完成了上百尊中外文化名人的雕像,如今这些作品大多安放在大学校园和公园里,有一些作品还被国外的博物馆收藏。您为什么会选择为文化名人塑像?

 

吴:做肖像雕塑可以跟历史文化名人在对话,跟历史在对话,而且心里面是静静地走进去。通过做历史文化名人的雕像,一连串的历史文化名人的雕像,来写一部雕像的文化史,也可以实现我的人生理想。在南京博物院内吴为山文化名人雕塑馆里陈列着我的40多尊中外文化名人雕塑,每到节假日都会有很多市民和游客专程赶来观看,这些凝聚了我的情感和心血的作品既是我的艺术的表达也是理想的追求。90年代中期年轻人崇拜大款,崇拜歌星,那些真正的文化人以及大的科学家,历史上的这些文化名人都被很多人遗忘。曾经有一个例子报纸上登出来,就是杨振宁先生是我们那个时代,中学时代最崇高的偶像,那是华人里面的杰出代表,他跟一个歌星在一起坐飞机的时候,有很多发烧友到飞机场去接这个歌星,还有人讲杨振宁在这个飞机上,那些发烧友们就问杨振宁是唱哪一首歌的?他们都不知道这样一位大科学家。所以我觉得整个社会在这个转型期确实需要树立一个丰碑,因为中国在向经济腾飞的时候,不能没有精神。这个精神是什么呢?不是西方的精神,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神,这个精神会建立起一个民族的脊梁。没有脊梁的国家,没有灵魂的国家,是一个不会在世界上处于一个崇高地位的,是不会腾飞的,它可能是泡沫经济,所以我觉得通过雕塑的手法塑造一批优秀的文化人、科学家,一些对人类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这些伟大的思想家,这个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也很有教育意义。雕塑不是一个模型,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没有血肉的东西,没有情感的东西,没有精神境界的东西,所以要把这个雕塑做好,首先你自己的精神境界要有所提高,你才能把作品做得具有精神化。

 

我在拙著《雕琢者说》(中国社科出版社 2002年)中曾有一段话可以表达我的一些想法:

 

中国的历史文化名人,为推动历史的发展、为人类的进步,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谱写了文化史章。在这些文化精英、文化巨人的脸上刻载着历史的沧桑、文化渊源的迹痕。每一个文化巨人都是一部历史。以雕塑的手法为这些巨人写史、写传记,用他们的精神感化、教育下一代,把这部形象的历史溶入历史生生不息的长河,这正是我所追求的。在当今价值取向多元的时期,以优秀的文化精英之魂塑造年轻一代的灵魂,更具有深远和现实意义。

 

我以自己对民族文化的深厚感情,对肖像雕塑历史发展嬗变的独特认识,以一代一代知识分子的“神”为切入点,通过具体的形象,表现时代的风采。屈原、司马迁这些久远的文化精魂,我们只能凭想象来表现。而现当代的文化名人却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素材,更形象、更生动。因此,我更多的着力刻画现当代的文化人。

 

中国自古以来没有为活着的人做肖像的历史,虽然汉代有李冰石像和五代王建的石雕像,但毕竟太少。近现代从蔡元培请人为之塑像始,才开始有了肖像雕塑。然而,那毕竟是起步。解放后,受到“高、大、全”准则的制约,给发展中国的真正肖像雕塑带来了很大影响。改革开放后,西方文艺思潮的介绍,客观上对年轻一代艺术学人也有影响,他们并不去分析西方艺术,尤其是西方现代艺术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审美习性,模仿那些现象、形式,当然,不否认这种模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文革遗风过极的矫正。中国的肖像雕塑、中国人的肖像雕塑、凝固真正民族之魂的肖像,没有能得到应有的发展,这是历史的悲剧,文化史的一段空白。